廈門白鹿洞寺有一處摩崖石刻，其文曰：“歲次己巳孟春月   重游鹿洞   臺鎮使者楚南劉明燈識”（見圖）。題刻時間“歲次己巳孟春月”，為清同治八年（1869）農歷正月，題刻人是自稱“臺鎮使者”的劉明燈。

在“臺鎮使者”一語背后，有劉明燈親歷的一段臺灣故事。劉明燈是“楚南”即湖南人，武舉出身。左宗棠稱贊他“治軍廉明，見事敏速，于地勢、賊情，均能留意，遇事能持大體，處置咸宜，為將材中之以識略著者”?！肚鍖嶄洝吠挝迥辏?866）十月二十四日記：“調福建福寧鎮總兵官劉明燈為臺灣鎮總兵官”。與福寧鎮總兵官不同，臺灣鎮總兵官是“掛印總兵”。清代全國的掛印總兵只有9缺10鎮（即9個編制，超編安排10鎮），包括宣化、大同、延綏、陜安、涼州、寧夏、西寧、肅州、臺灣、皖南凡十鎮。掛印總兵得與地方道員一起處理行政、司法等事務，且列名、坐次，例必“道居鎮后”。劉明燈到任后不久，便于同治六年（1867）三月奏報：“臺灣土匪斂戰，現擬籌辦海防”；又于同治七年（1868）四月十七日奏曰：“整頓臺灣營務，稍見端倪，懇請入覲”。實際上，肅掃匪患、整頓營務，劉明燈確實與有力焉。我讀陳孔立《臺灣史綱》（九州出版社1996年4月版），還看到清同治六年（1867）劉明燈參與處置因美國羅妹（Rover)號商船人員在臺灣被殺而引起的外交爭端的記錄：“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W.Le  Gender）經臺灣鎮總兵同意，直接與科亞首領卓杞篤談判”，這個“臺灣鎮總兵”就是劉明燈；讀《清末教案》第一冊（中華書局1996年6月版），又看到清同治七年（1868）九月，劉明燈參與處置因臺灣教案引發的外交爭端的記載：“稟經臺灣鎮總兵劉明燈派弁查探”，“經劉明燈札委候補副將蕭瑞安署理安平協副將篆務，該處民心俱已安定”，等。

《清實錄》同治七年（1868）十月一月記：“前因福建臺灣鎮總兵員缺緊要，當經諭令英桂等察看劉明燈能否勝任。茲據奏稱，該總兵于臺灣重鎮不甚稱職。劉明燈著即開缺，交英桂、卞寶第再行詳加察看。臺灣鎮總兵員缺，著該督撫等于通省總兵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朱德明補授”。

從清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四日至同治七年（1868）十月一日，是劉明燈臺灣總兵官的任期。那么，他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自稱“臺鎮使者”有何來由、又有什么故事呢？

《清實錄》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臺灣領事官吉必勛于議之案，忽然翻約，終令茄當開炮擄船，占據營署，逼死副將大員，殺傷兵勇，焚燒軍火局庫，索取兵費。種種違約，實屬有心構釁，豈能稍事姑容？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英國公使辦理矣。臺灣物阜而民雜，近年各國通商，易于起釁，英桂、卞寶第務擇為守兼優、通達事體之鎮 、道大員前往，遇事剛柔互用，按約辦理，并整頓營制吏治，以肅官方，不可稍涉大意。未結各案，即著飭令曾憲德等迅速辦結”?？磥?，劉明燈離任“交英桂、卞寶第再行詳加考察”期間，臺灣又發生外人構釁的事件，清廷命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委派合適人選前往辦理對外交涉。劉明燈既有“鎮、道大員”的經歷，也有辦理對外交涉的經驗，想必是得了英桂、卞寶第委派，當了短期的“使者”。

附帶言之，廈門親朋好友汪舟、張文俊、許其良近日結伴重游白鹿洞，并發來本文配圖。他們當年是對臺宣傳名刊《臺聲》創辦時期的小編和名記，數十年來對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貢獻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