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在臺灣講學期間，得臺灣學界友人張先生以臺灣西學堂老照片二幀相贈（見圖一、圖二）。自此留心相關史料，曾于2017年4月在中國評論新聞網發表《臺灣西學堂的故事》。茲補充而言之。

《中國文化通史》之《晚清卷》（史革新主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1月版）記：“洋務學堂的開辦是以設外語學堂為起點的。19世紀60年代，在恭親王奕?、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等奏請下，清朝政府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相繼創立了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以學習外國語言為主、兼習西學的學堂，以培養外務人才。京師同文館成立于1862年（同治元年）。當年夏天，10名學生入館學習英文，第一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堂正式開學。其后兩年間，上海同文館（1869年改為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也次第成立。除以上3所主要的外語學校，還有新疆俄文館（1887年設）、臺灣西學館（1887年設）、琿春俄文書院（1889年設）、湖北自強學堂（1893年設）等”。臺灣西學堂確實是較早設立的洋務學堂之一，但它并不是單純的“外語學堂”，而是以“圖算、測量、制造之學”（劉銘傳語，引自《臺設西學堂招選生徒延聘西師立案折》）為主科的學堂。

陳孔立《臺灣史綱》（北京，九州出版社1996年版）記；“1887年在臺北大稻埕設立西學堂，先后聘請洋教習2人，漢教習4人，于西學余暇兼課中國經史文字，使內外通貫，培養通曉近代科學、善于對外交涉的人才，第一期招收20余人，至1891年共培養60多人。1890年，在大稻埕設立電報學堂，拔取西學堂之優秀學生18人，轉入電報學堂，為電報局培養技術人才”。臺灣西學堂的“漢教習”和“生徒”即教師和學生里，各有一人走出臺灣西學堂后，逐步成為天花板級的大人物。先說“漢教習”，陳登元是當年臺灣西學堂先后聘任的“漢教習4人”之一。陳登元，字君聘，臺灣淡水人，祖籍福建漳浦，清光緒二年（1876）丙子舉人。受聘擔任臺灣西學堂“漢字教習”后，陳登元參加清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會試，中為三甲第50名進士，再經朝考，“欽點知縣”。其后，陳登元歸返臺灣。當1895年割臺禍起，陳登元編練義軍，參加抗戰。再說“生徒”，林森是福建閩縣人，1887年考取臺灣西學堂，1890年畢業轉入臺灣電報學堂，1891至1895年供職于臺北電報局。我讀文廷式《聞塵偶記》，從“唐署撫（按，即署臺灣巡撫唐景崧）未內渡時，殊有慷慨之志，二三月間與余往返電商”一語推知，1895年臺灣吃緊、臺北電報局的業務也相當吃緊。林森在臺灣積極參加扺抗日人入侵臺灣的斗爭，并從臺灣起步開始其革命生涯，最后在“國民政府主席”任上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