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老師晚年告訴我，他于抗戰后期報考中山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學部，入學考試之英文考題是“英譯漢”。俞老師自忖英文很菜，讀那英文僅能略知大意。如何是好？急智中想起吾閩先賢嚴復、林琴南慣用的方法，將英文“意譯”成文言文。然后是閱卷的英文老師感到頭痛了，他也在急智中給俞老師對英文略知大意的理解能力、當然也給自己對文言文略知大意的理解能力打了60分，來一個大圓滿的結局。我想，如果近代以來福建人在語言上有“四大發明”，則其中應該包括把飛機說成灰機，也應該包括把英文意譯成文言文。更奇巧的是，林琴南不識英文，是邊聽友人從英文名篇講故事，邊用生花妙筆寫成文言文小說（如《茶花女軼事》等）的。

“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是1919年前后新文學革命的主張之一。新文學在中國大陸，是從1919年實現了“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換后上路的。在中國臺灣，情況大不一樣。在1919年前后的臺灣，用文言文寫作、用白話文寫作的作家、作品并不多，所多的是用日文寫作的作家、作品。這造成了臺灣文學史研究的許多特殊問題。譬如，用文言文寫作的作家便是“舊文學的堡壘”嗎？他們用文言文而不用日文寫作是完全負面的示范嗎？用日文寫作的作家就應該受到詬病嗎？在1919年前后的臺灣，國語（白話）普及率低下，當編者、讀者、作者大都不能使用國語（白話）的情形下，實現“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是可能的嗎？文言文不是白話文，所以現代臺灣作家用文言文寫作的作品不是臺灣新文學作品，那么，日文也不是白話文，現代臺灣作家用日文寫作的作品也不是臺灣新文學作品嗎？現代臺灣作家用日文寫作的作品大多是1970年代翻譯成白話文的，能將白話文譯文等同于日文原文嗎？最坑爹的問題是，如果采用吾閩先賢嚴復、林琴南慣用的方法，將臺灣現代作家用日文寫作的作品譯為文言文而非白話文，研究者該如何是好？學術研究往往是以問題為導向的。發現問題就會感到頭痛，發現感到頭痛的問題，研究者就有活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