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胞謝大姐的父親是老革命、抗戰將領。近日，謝大姐隨旅游團到了貴州。她在觀景臺上拍了彎彎曲曲的抗戰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興沖沖地發給我。我告訴她，貴州鎮遠和平村也是有名的抗戰遺址。于是，她請假離團兩天，又興沖沖地到鎮遠去也。沒想到，和平村正在修整和重新布展，她只能在村口拍了外景（圖一）。我為參觀、參會，曾三次到古城鎮遠。為了讓謝大姐少些遺憾，老弟我應該當一回講解員，向謝大姐、也向各位朋友介紹我所知道的貴州鎮遠和平村的若干情況。

和平村是抗戰時期“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的別稱，和平村隨戰事幾經遷移，最后定址于貴州鎮遠。讓我從和平村的主任管理員康大川（圖二）講起?？荡蟠ǎ?915—2004年），原名康天順，臺灣苗粟人。1938年3月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后奔赴祖國參加抗戰，轉戰于桂北、湘北前線。1942年6月22日，經由郭沫若、陽翰笙、馮乃超商議決定，康大川奉派到貴州鎮遠和平村任主任管理員，參與開展對日本戰俘的教育感化工作，將“和平村的最大多數俘虜”從戰爭罪犯轉化為反戰人士。多年后，從和平村釋放遣返的日本戰俘，仍念念不忘康大川讓他們翻譯、閱讀和抄寫《論持久戰》《新華日報》《群眾》等書、報、刊的情形，念念不忘康大川對他們的教育和照顧。和平村收容的戰俘里也有臺籍日本兵，他們很快覺醒并參加了反戰的工作。譬如，1941年1月15日，臺灣義勇隊創辦的《臺灣先鋒》第６期發表臺籍日本兵林琬鐘的“和平村通訊”，題目是《和平村村員臺灣人》，文中說:“祖國當局寬大為懷的愛護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夠真正的把握住人生的意義，能分析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數的俘虜都已覺醒，回憶到以前的行為而戰栗”。

作為學者，我在多年前曾送給和平村管理機構一本《日本反戰士兵與日中戰爭》（香港，光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2月版），這本日人菊池一隆編寫、廈門大學朱家駿教授譯審的書里，有很多和平村的史料；我還就布展工作談了意見，其中包括：作為俘虜收容所，和平村的醫務室是必不可缺的，應予復原。史料里也有關于和平村醫務室的記載，如林琬鐘《和平村村員臺灣人》所記：“衛生組：內設醫務室、醫藥豐畗的藥室，村員凡有疾病每日上午由醫官診察配藥”。據我所知，和平村的“醫官”是由駐地在貴州貴筑（貴陽）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派駐的，1941年6月15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到訪和平村時，有“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派醫療隊陳隊長、蔣醫師以及各位隊員駐在村里”。陳隊長的姓名是陳生白，蔣醫師即蔣昂，駐村醫療隊先后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第182區隊、第19中隊。

附帶言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創隊總隊長林可勝是廈門大學第二任校長林文慶的公子。1940年8月10日，廈門大學創辦人陳嘉庚，以“南洋華僑籌賑總會主席”的身份到訪駐地在貴州貴筑（貴陽）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并向救護總隊部“在筑全體工作人員訓話”；1944年1月27日，曾任廈門大學教授的林語堂，以“美國醫藥援華會”董事的身份，到訪貴筑（貴陽）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今年4月6日是廈門大學創校100周年紀念日，故特別附記此一段廈門大學與貴州的歷史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