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辛亥革命先烈林覺民的《與妻書》，我的感覺總是：林覺民在用他的生、他的命、他的生命的歷史，證明一個大寫的義。

林覺民犧牲前寫了給妻子的《與妻書》，信中說：“汝體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也寫了給父親的《絕命書》（又稱《稟父書》），其文曰：“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多年后，當林覺民的父親在“垂老吃虧”的境況里病逝，林覺民的兒子林仲新以“不孝承重孫”的身份和名義發布《哀啟》。這份《哀啟》也是珍貴的文獻。林仲新在《哀啟》里說：“先嚴諱覺民，字意洞，既而由全閩高等學堂畢業，命赴日本慶應大學文科留學。未幾突有辛亥三月念七日廣州之變。預寄《絕命書》于先大父曰：兒告大罪，兒今死矣。然兒所負大人者不過垂老吃虧，至所益同胞甚大。致先慈書曰：吾死汝尤當善撫遺孤，他日使成吾志，則意洞死而不死?！薄栋ⅰ犯爬ㄒ隽恕杜c妻書》《絕命書》的要言要義。

如《與妻書》《絕命書》所言和《哀啟》所概括，林覺民一生追求的是“以天下人為念”，“樂犧牲吾身及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大有補于全國同胞”；“所益同胞甚大”的民族大義。

臺灣同胞具有民族大義的光榮傳統。當年同林覺民一道沖進衙門、關入大牢的戰友里就有臺灣同胞。譬如許贊元，他是臺灣進士許南英之第二子，是廣州起義的參加者和幸存者。許南英的《自訂年譜》有許贊元“入黃埔陸軍小學”和“投革命軍”的記錄，許贊元的生命史里則有投身革命、參加起義的光榮。

現在容我回頭從1895年說起。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被迫同日本簽訂包括“割讓臺澎”條款在內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臺灣進士丘逢甲高呼“海上誰來建義旗？”臺灣各地人民高舉義旗、編練義軍，“誓與倭人不共戴天”。

三月二十四日，臺灣進士丘逢甲刺指血書“抗倭守土”，并以“工部主事，全臺義勇統領”的名義領銜聯名上書朝廷，其文有一“義”字、有“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愿與撫部誓死守御”之語。

四月初四日，在京參加會試的臺灣舉人汪春源、羅秀惠、黃宗鼎，與在京任職的臺灣進士李清琦、葉題雁聯名上書，悲憤嗆響的也是一個“義”字：“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做義民“。

從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至九月三日臺灣全島淪陷，臺灣各地義軍，武裝抵抗日軍人侵，在臺灣將中日“甲乙之役”、將中日戰爭延長了5個月又10天。這當中，有臺灣進士許南英率義軍轉戰于臺南，1895年九月三日，日軍入臺南，臺灣全島淪陷。當日軍“懸像遍索”的最后一刻，許南英方才于九月初五日在鄉人護送下離開臺灣。

日據時期，臺灣人民發動了多次反抗日據當局的武裝斗爭。臺灣學者洪棄生的《臺灣戰紀》上、下卷分別記錄了臺灣人民抵抗日軍入侵、反抗日人統治的武裝斗爭。日據臺灣時期的50年里，臺灣人民的文化堅守證明的也是一個大寫的“義”。日據當局要求其“新領地人民”即臺灣人民“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形”及精神上的“對事物之看法”，“完全日本化”。面對異族的文化侵略，臺灣人民以反對日人的文化侵略、堅守中國的固有文化為天職。日據當局終于承認：“（臺灣）改隸雖然已經過去了40余年，但現在保持著原來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

“40余年”過去了、50年過去了，臺灣同胞并沒有被“日本化”、并沒有成為日本人。臺灣光復，臺灣的一切仍然是中國的。從總體上說，臺灣同胞用50年生命的歷史，集體證明了一個大寫的義、證明了民族大義。

從林覺民的《與妻書》說到臺灣同胞，我想說的話是：兩岸同胞有“共擔民族大義”的光榮傳統。